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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社的40件往事(下)

更新时间:2020-06-05 23:16

  《农民日报》创办之后,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是依靠农民群众办报。当时,编辑部门里,群工部的人员是最多的,他们专门负责联系读者,接待来访,处理信稿。早期刊发的稿件,包括新闻报道、通讯特写、照片漫画,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基层群众。这固然有记者数量有限的客观原因,但同时也是报社的办报方针所向。

  中国农民报《试样的话》中就很明确地写到:要“本着党性和群众性一致的原则,吸引广大农民读者共同办好这份报纸”。编辑部曾提出:群众工作是报纸的生命,抓好读者来信是办好报纸的突破口。

  所以,从创刊开始,农民日报社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与农村基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8年的一份《编辑工作的几项暂行规定》中,第一条就是“来信来稿的处理”,里面写到: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总编室有关人员应在当日剪拆、分类、挑选完毕,第二天上午分送各部;还规定对新闻性很强的信、稿,应当天编发,争取时效。来信来稿要逐日统计填表,见报后“通联部门要及时登记,归入通讯员档案,以便加强通联工作”。

  到1981年下半年,报社每天平均收到的来稿来信达700多件,于是就在报上开设了《读者来信》专版,每周一期,重要来信还经常登在头版上。一些不宜公开报道的,便通过内参形式转给有关部门或监察机关处理,或送党政机关领导参阅。

  《农民日报》所收到的不计其数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位名叫史修云的农家女的来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1996年,举国上下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年5月末,群工部主任宋逊风同志在读者来信中发现了史修云的来信。

  史修云是江苏省睢宁县刘圩乡薛瓦村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她在信中写到:父母在世时,她精心照顾老人生活起居,“亲朋邻里都说我和丈夫是难得的孝顺人。”父亲谢世后,她计划简办丧事,“打算只在村中规定的公墓地中用砖砌一个隧洞,把火化后父亲的骨灰简单地深葬于地下,不必铺张浪费和投入太多的财物和精力。”

  这本是当时国家所倡导的殡葬改革、丧事从简,但史修云把想法一说,却遭到了众人反对和围攻,“热嘲冷讽,污言秽语地谩骂”,父母的娘家人“甚至要大打出手”。

  最后,史修云还是坚持从简安葬了父亲,却从此戴上了不孝的帽子。她苦闷难耐,来信说想借《农民日报》一角讨个公道:“我难道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不孝顺的坏女人?那么真正要谴责的又应该是谁?”

  宋逊风见信后,联系农村相当一些地方丧事大操大办成风的实际情况,感到这件事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它折射的是一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是一个与千家万户相关联的、普遍存在的、又值得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

  1996年6月3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简办丧事反遭打击围攻,农家女投书本报讨公道》为题,刊登了史修云的来信,并配发短评《何为孝敬,何应谴责》,决定即日起在读者中开展一场“如何为‘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讨论。

  史修云来信见报后,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件参加大讨论的来稿、来信,从中选发了近百篇,开展了历时4个月的11期大讨论。讨论由浅入深,从一般农民、干部到专家、学者、中央部委负责人,都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讨论反响之强烈让编辑部始料不及。

  讨论很快转化为行动。史修云所在的睢宁县发出开展向史修云学习的倡议。社会上开始形成了以厚养薄葬为荣、薄养厚葬为耻的舆论氛围,涌现出自觉平坟、老人拆棺,木匠和风水先生改行等行动。《农民日报》又继续发力,以“把厚养薄葬讨论引向行动”为栏题,报道全国各地出现的厚养薄葬新风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农民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致富信息,影响着难以计数的农民,也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有的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生产门路,就自己去学习,回乡后学着干。有的农民在报纸上登消息反映生产中缺良种、农药,或是农机,很快就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信息。

  1984年,《农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浙江省温岭县两万农民进城从事建筑业的消息。河南省沈丘县县委书记沈发启来信说:当地干部看了《中国农民报》关于温岭县的这条消息,第二天就派人外出联系,后来和珠海特区投资的外商签订了建筑合同,输出劳力300人,不但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且年收入达60万元。群众高兴地说:农民有了农民报,勤劳致富有门道。

  山西省读者武天玉曾给报社写信说:“你报刊出南京栖霞区养鸡公司提供加拿大‘星罗布’肉鸡种蛋的消息。我们三下江南讨宝,学得了科学孵养肉鸡的技术。1985年10月起已孵出6000多只,订货、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村200多户养鸡,年产值可达35万元,成为我县第一个养鸡专业村。贵报的好消息为我们尽快致富打开了一条新路子。”

  1993年12月15日,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向报社同志说:“最近我天天看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反映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报道多,很符合农民的需要。”

  《农村致富文摘》虽名“文摘”,但内容大多不是转载的,刊登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农民致富小实例,篇幅不过五六百字,农民写,写农民,事实真切,易懂好记。创办以后很受农民群众欢迎,大量来信来电表达喜爱、给予称赞。

  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村里开大会,有人利用会前的空闲时间念了一则“文摘”,场内陡然掌声一片,于是又念了一则,又是一片掌声。念报人索性一则则念下来,直到从头到尾全部念完,会场里的掌声竟阵阵到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资供应一度难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彼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育,化肥这一重要农资常按“条子”供应,不仅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也给农民群众带来很大经济负担。

  1983年春,全国范围内化肥供应十分紧张。本就供不应求的化肥,又因地方有关部门的不正之风而变得更为“一肥难求”,农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河南省开封市读者来信提供了当地层层批“条子肥”的新闻线索,农民日报记者王太、吴思、赵小华就根据河南开封读者来信提供的新闻线索,赴开封地区实地采访20多天,形成报道《化肥追踪记》,刊发在7月26日的《中国农民报》上。

  由于采访扎实,报道记录了大量当地批“条子肥”的细节:地区批,县里批,公社批,层层干部都来批,大队、生产队干部也在本就不多的化肥上打主意,“队长扛走一袋,会计抗走一袋,社员连影子都没见着。”有寻租投机的骗子被判了刑,但吃请送礼的干部依然“在那里批化肥条子”,急得农民跳脚骂娘。

  记者还分析了“条子肥”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地写到:“这里谈的是化肥问题,但问题绝不仅仅在化肥。”

  1990年代初,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开始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此后十年,它都是中国农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农民日报》自然高声呼吁为农民减负。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基层,根子在上层,报道上有高度的复杂性,既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乱起哄而无实用。

  在《农民日报》众多农民减负报道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曾业松采写的《是谁把她逼上绝路?——潘群英自杀的前前后后》,这篇报道刊发于1992年11月24日的一版,同时配发短评《一个危险的信号》。

  潘群英自杀一事,是因当年收缴计划生育连环费而起。她是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向韵村的一位妇女,生有两女,1983年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做了结扎手术,是一个计划生育积极分子。

  1992年,新研乡计划合并向韵、向红两村的小学,拆平房改建高标准楼。因向韵村无集体企业,没法子,建校资金只得向村民摊派。但村民迟迟不交,乡里就借收缴连环费之机,一并收缴建校集资款。

  收到潘群英头上的金额是319元。潘9年前就已结扎,对交连环费实在想不通。第一次收,潘群英不愿交,乡干部就动手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后在村干部的开导下,她连凑带借交了220元。

  两日后,乡干部再次上门催交尾款,潘群英还是不愿意交。乡干部故技重施,又要搬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死命去夺,被压在自行车下连打带骂。为了要回自行车,潘群英强忍疼痛,苦苦哀求20分钟,乡干部拒不理睬。痛哭流涕的潘群英,双手捂脸向不远处的水塘走去,边走边喊“天啊”,溺水身亡。

  记者记录下了这整个过程,以及潘群英亡后乡干部不闻不问、公安部门反以“围攻乡干部”之名将前来打抱不平的群众强行拘留,还有对潘群英之死负有责任的乡干部易地为官的情况。

  配发的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令人震惊!令人痛心!”表明对此事的态度,文中写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作为农村社会一大隐患,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广大农民也在期待着。”“切实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否则,我们将有负于历史,有负于人民。”

  报道见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陈俊生先后在国务院办公会议和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对此发表评论;湖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国务院。与其他为农民减负而发声的报道一样,这篇报道也收到了许多读者写来的表扬信。

  为亡妇潘群英说话,是《农民日报》为农民说话的一例。和此前一样,她总能在农民无助时站出来发声。浙江读者朱崇龙曾给编辑部来信说:“我很爱看贵报,对贵报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因为,贵报能够帮助一些受冤屈而无能为力的人说话办事。把贵报比为包拯,我想不会过分。”

  为千万人喜欢,不及被一人感激。40年来,有那么多农民念念不忘《农民日报》,正是因为她“能够帮助一些受冤屈而无能为力的人说话办事”。

  1992年元月中旬,农民日报三位年轻记者傅之棣、唐园结、赵泽琨,钻进一辆满载蒜薹的“大解放”,傍黑儿启程由山东苍山出发进京,一路800公里跟车采访。

  这一路上,县县有关,到处设卡,检查站有十五六处之多,平均每走四五十公里就被卡住受罚一次,罚金多则几百,少则十块。至于为什么罚?含糊其辞。罚款数额可以商量,不开罚单就给“打折”,有时给交警买一桌酒菜,也可以放行。沿途还有名目繁多的税费,“不在这儿卖也得交”,可谓雁过拔毛。

  根据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记者写出报道《八百公里跟车记》,1月27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有山东菜农类似遭遇者不在少数。当时,我国农村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但农产品流通环节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问题开始凸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但仍屡禁不止。

  报道刊发后,旋即在全国范围引发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转发。见报当天,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当即批示请国务院“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调查此事。农业部、商业部、工商局、税务局、公安部的领导先后发表意见,坚决支持清理“三乱”和撤除道路关卡。1月30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厅在大钟寺召开座谈会,邀请国务院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与山东、河北两省的部分运销户座谈。很快,山东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各市县党政一把手参会,撤销不合理、不合法关卡160多个;全国十多个省先后撤销不合理关卡。

  国务委员陈俊生对《八百公里跟车记》给予高度评价,并于2月28日在《农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说几句话》。这篇报道直接推动了多部委多地全面整治流通渠道,促进了农产品货畅其流,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新闻作品。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与农民不再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在同一辆车上真正融为一体,一道卸菜装车,一同经历寒夜,身心投入、情感相合,“当农民的车被扣被罚时,深觉比扣了罚了自己还难受。”

  拾穗虽利,不如躬耕。农民日报记者“挑水到井边,采访去现场”的脚力延续至今,社长总编们也还会和一线记者一起,到田间地头去,和农民在一起。

  1998年3月,湖北黄石石灰窑区(现西塞山区)河口镇六位农民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辗转到了农民日报湖北站记者何红卫手中。

  在这份题为《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的材料中,农民为好官董阳鸣冤叫屈,盼他回来。而石灰窑区委领导却认为董阳不称职,“平调”他到编制仅两人的区科技局任局长。

  看完材料,何红卫立即下乡采访,很快发现当地群众和干部对董阳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记者了解到,董阳接任镇党委书记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刹大吃大喝、公款钓鱼风,二刹抹牌赌博风,三对机关干部优化组合,大量裁减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临时工。

  这三把火,群众拥护,拍手称好,但却“烧”到了一些镇干部,以至董阳也“引火烧身”。镇里20位干部联名写信向区委要求将董阳调走,而全镇11个村有10个村支书写信要求留住董阳。村民们说:“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物,三不要救济,就要董阳这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好干部!”

  调查采访一周后,何红卫一口气写出了6000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加编者按刊发在1998年4月13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纸就这“一去一留”演绎出的“董阳现象”展开大讨论,提出了“为什么群众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干部好坏究竟谁说了算”“对下负责和对上负责如何统一”等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报道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新华社、工人日报、南方周末等100多家媒体追踪报道或发表数百篇计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文章,引发了广泛深刻的社会思考。

  此后,《农民日报》和何红卫一直关注董阳的命运,又相继刊发了《再说董阳》《董阳:憾别河口镇》《“董阳现象”并未完结》《董阳:五年拼搏,本色未改》等一系列报道。

  13年后的2011年,农民日报记者王景山和何红卫到江苏苏州再访董阳,时任苏州长城电器掌门人的他忆起往事,无限感慨,道:虽然后来的结果很无奈,但我甘愿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标本,永不后悔!

  他对何红卫说:“84岁的老娘近年记忆严重衰退,10分钟前讲过的事,你再问她就不记得了,可对你却记得清清楚楚,经常嘱咐我,‘你这辈子有两个人不可忘记,第一个就是何红卫’。”

  而董阳妻子、著名画家、苏州大学教授黄晖记忆中的何红卫采访时的模样,也成为农民日报记者的经典形象之一——“他穿着牛仔裤,挎个小包包,双脚沾满泥巴的执着样子,一直定格在我的脑子里。”

  198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指示,农民日报社成建制划归当时的农业部领导,作为全国性、综合性的中央级报纸,在中宣部等部门指导下继续履行党和政府指导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舆论工具的职能。

  划归前,农业部的机关报为《中国农牧渔业报》,此外还有《中国乡镇企业报》。1990年7月21日,总理在中南海听取农业部工作汇报时,对如何办好《农民日报》作了具体指示。他讲:“现在,地方报纸农业占的比重很大,但你们办好了,作用会更大。”在了解了农牧渔业报和乡镇企业报的情况后,又说:“乡镇企业有特点,可以保留。”

  1991年1月1日,《中国农牧渔业报》停办,刊号继续保留,报社用这个刊号创办了《中国畜牧水产消息》报,创刊日期为当年7月7日。

  成建制划归农业部领导,在报社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节点,对《农民日报》的办报、发行和经营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1990年1月8日,农业部党组致中宣部的文件中明确:“《农民日报》社划归我部领导后,经研究该报的性质和任务不变,《农民日报》仍是一张中央级的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报纸。”

  1994年8月21日,中宣部在关于重申《农民日报》性质的文件中指出:“《农民日报》是农业部主管的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全国性、综合性的中央级报纸,是党领导全国农村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这一报纸性质是明确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农民日报》肩负的宣传报道任务的重要性。”

  《中国农牧渔业报》停办后,按照农业部的安排,其人员原则上充实到《中国乡镇企业报》。用《中国农牧渔业报》刊号新创办的《中国畜牧水产消息》报,短短几年就在行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于1998年7月1日更名为《中国畜牧水产消息报》,时任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同志题写了新报名。2001年,该报拆分为《中国畜牧兽医报》和《中国渔业报》。

  在创办子报的同时,报社还开展了一些对外合作出版业务,比如于1991年10月成立国际组,并与英国查尔斯出版公司合作创刊《远东农业》中文版。试刊号印了一万册,在全国农业系统免费发放,但终因合作出版问题未获批。

  2002年5月14日,农业部党组宣布决定:中国乡镇企业报社与农民日报社整建制合并,组建新的农民日报社。两社合并牵涉到五百余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历时近1年才完成。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办“三产”政策的放宽,农民日报社也开办了一些公司。截止到1989年底,报社投资开办的公司有农民日报信息咨询公司、劳益综合商店、原野服装厂、京朝汽修维修站等涉及各个行业的公司。1985-1986年间,还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办过农民新闻函授学校,开设4门课程,共招收了3700多名学员,其中90%为农民。

  1990年代,农民日报社又先后创办北京神农技贸发展公司、北京三农综合服务公司、北京农民旅行社、北京现代艺术中心、山西焦化厂、北戴河招待所等经营实体。

  2003年以后,各项第三产业陆续清产关闭。如今,在地图上搜索京朝汽修,可以在北京东五环外找到一家名为“北京京朝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地方。资料显示它于1989年11月10日成立,法人代表为亓立才,他就是当年农民日报社所办的京朝汽修维修站的经理。

  《农民日报》毫无疑问是为服务于农民而办的。但是,办报之初,中国有8亿农民,到现在仍有5.6亿之多。面对数以亿计的服务对象,该如何办报?很显然,指望把报纸送到全国所有农民手中,是不现实的。

  中国农民报《试样的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全国农民中还有不少的文盲和半文盲,所以,严格地说,报纸的对象主要是农村领导工作的社队干部,在乡还乡的知识青年,乡村的中小学教员和所有的农村新老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把报纸的内容讲给农民听。”

  这一关于办报对象的判断,在当时是切合实际的。1981年1月,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同志关于办报对象也指示:“以农民为对象,原则上,可以如此说,具体地讲,还是通过干部与在乡青年。”

  1984年5月,杜润生在农民日报特约通讯员座谈会上又谈到:“起码要叫农民的干部,农民里的积极分子,农民里的专业户、企业家、管理者,让这些人感到不看农民报就是个损失,看了就有所裨益。”

  把报纸办给谁看,直接关系到发行问题,也决定着报纸办得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发行是“惊险的一跳”,也是报纸的生命线。作为一种商品,报纸发行是无法摆脱基本经济规律的。

  过去近10年,《农民日报》很准确地找到了办报对象,始终服务于那些为农民服务的人,通过促进他们把农业农村工作做得更好,来让他们所服务的农民受益。这从根本上找到了实现办报初心的现实可行性,报纸发行量也在纸媒式微的背景下稳中有升。

  关于发行,有这样一则往事。1980年代初,农民报的发行量超过60万份。杜润生提出要争取发行到100万份,“这不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杜润生十分重视通过激励的办法来调动搞发行的积极性,比如他曾讲到:“现在的报纸4分钱一张,太便宜了,越便宜了越卖不动,中间人没有利润;中间环节利润太少他就不积极了。”“你又不能下强迫命令,说我是农民报,你是农民,非订不可,那也不行。”“以后推销农民报要给物质奖励,刺激一下。精神鼓励、物质奖励都要给。咱们的经济体制还改革呢,你们这个发行工作也得改革,没点改革精神还行?”“我们要学习人家新闻企业资本家,办报也要有一些企业家。”

  当然,发行的基础永远是办好报纸。就像杜润生所说:“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把农民报办好。办得不好怎么叫人买?”

  1993年,《农民日报》发行量从历史高点的68万份,一度跌至20万份以下。造成发行量下降的因素很多,有报纸涨价的原因,也有地方农民报挤占市场空间的缘故。

  为了拓宽报纸发行渠道,报社创新发行思路,将报纸发行与公益事业相结合,开展“文化扶贫,送报下乡”活动,并报给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后者于1994年12月5日批复:“《农民日报》等单位联合开展送报下乡活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对扶贫开发将起到促进作用。”

  首次参与“文化扶贫,送报下乡”活动的单位有:农业部、公安部、财政部、化工部、林业部、水利部、交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教委、国家工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开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

  “文化扶贫,送报下乡”活动可以说是新闻界的一次首创,不仅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十几家部委以及10多个省30多个县市的响应,更吸引一些社会企业的广泛参与,如首钢总公司、浙江横店集团、昆明制药厂等。

  1994年,“中国农村新闻人物”评选举办了第一届活动,浙江横店集团创始人、全国劳模徐文荣当选。

  此后几年,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江苏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等一大批农业农村战线上的先进人物,特别是对农民增收致富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企业家、村支书获此殊荣。

  作为当年中国“三农”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由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当选者颁奖。

  这项活动由农民日报社牵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主流媒体,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内知名专家共同参与,很快成为报社的品牌拳头活动。

  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的挑战蔓延到各个领域,挤压了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的互联网江湖,是门户网站的时代。各大媒体纷纷谋求“互联网化”,农民日报社也不例外。

  2003年8月,完成中国农民网()、三农在线、《农民日报》网络版()域名注册,并很快启动网络建设。

  次年7月16日,“三农在线”网站正式开通,此后更名为中国农业新闻网,现名中国农网()。

  那天是1998年12月1日。为纪念农村改革20年,《农民日报》策划出版了《中国农村改革20周年纪念特刊》(上集),一次出报20大张,共80个版。12月18日,又出版特刊的下集,共68个版。

  中宣部《新闻阅评》为此撰文指出:《纪念特刊》气势恢宏,构思精巧,图文并茂,颇具匠心,讴歌了广大农民的创造,讴歌了理论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农民日报》能够从无到有并一路发展至今,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们的关怀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央重视“三农”工作的一方面体现。

  创刊之初,王任重、杜润生等同志亲自指导甚至参与办报,万里同志不仅经常指导办报业务,还推动解决报社基建问题。农民日报社成建制划归农业部后,同志很快就对如何办好报纸做出了具体的指示。

  1996年3月20日,报社在北京召开记者站工作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志应邀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同志还视察了报社印刷厂激光照排车间。副总理十分关心报社的办报、发行等工作,多次作出指示批示。

  1998年,同志履任国务院副总理。当年12月,他赞扬《农民日报》办得好,他每天都看。2000年4月6日,同志在《农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宣传党的政策服务农民群众——祝贺创刊二十周年》,对办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深情寄望《农民日报》越办越好。

  2012年1月17日,时近龙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来到报社考察调研。回良玉同志在与报社干部职工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勉励编辑记者:一定要在“四情”上下功夫——服务“三农”要有感情,做到心里装着群众,真心帮助群众,由衷敬畏群众;开展工作要有热情,做到服务积极主动,工作认真负责,努力持之以恒;开拓创新要有激情,做到以昂扬进取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韧性迎接各种挑战;献身事业要有痴情,做到尽职尽责忘我工作,乐于奉献,甘于清贫。

  2014年11月4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来到农民日报社考察,并向全国“三农”新闻宣传工作者致以亲切慰问和良好祝愿。

  汪洋同志考察了总编室和新媒体发展中心,观看了报史展览,听取了工作汇报并与报社干部职工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他说:“农民对信息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媒体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媒体从业者肩上的责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办好报纸、当好记者,“脑中要有政治,胸中要有全局,心中要有农民,脚下要有题材,手下要有水平。”

  取消农业税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改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事件。2003年“农两会”(中央农村工作会、全国农业工作会)召开前夕,《农民日报》派出8个采访小组分赴各地,拿出两个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报道——《特产税,一个正在圈点的句号》。报道中,沪、浙、苏、川、皖、辽、粤、赣八省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农民,表达了他们对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看法。

  这组报道,在当年1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大家感觉到,免征农业特产税已是大势所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会上对这组报道给予了高度肯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的议题也成为当年全国和各省两会的热门线日,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正式取消。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废止,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刊登于2006年11月24日的《农民日报》,并获当年中国新闻奖的一则消息——《石家庄农民铸“告别田赋”鼎》,成为了历史的底稿。

  过去40年间,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历史节点,《农民日报》都不曾缺位,不仅是其见证者、记录者,也扮演着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2015年11月29日,一场注定将载入人类发展史的伟大战役——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彼时,中国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与德国总人口规模相当。按照中央的决定,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要稳定地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推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是精准扶贫,具体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历时5年。面对这一历史性战役,《农民日报》该以怎样的作为参与其中、推动其成?

  2018年,脱贫攻坚战进入“啃硬骨头”阶段。这年4月13日,农民日报开设《中国脱贫攻坚》专刊,并调整机构,组建专事此刊的产业与社会扶贫部,以每周四个版的体量来记录和助力脱贫攻坚。

  《发刊词》中写到:今天,《中国脱贫攻坚》专刊与您见面了。她就像是您的一位新朋友,为今天的见面准备已久,对未来的携手同行充满期待。她承载着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历史使命而来,回应着总结脱贫攻坚经验的时代呼唤而来,肩负着助力实现全面小康的现实责任而来。

  讲好故事、总结经验、推动助力,完整地支撑起农民日报参与重大历史进程的媒体担当。

  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提出了乡村振兴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和“七个坚持”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七个之路”“四个优先”,对推进战略实施也做了很系统的部署,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讨论稿)》。

  12月29日晚,参加完会议的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在会场外路边的车里,电话布置了撰写一组评论的任务,并要求马上着手。总编辑何兰生同志立即布置并逐篇亲自改稿。

  2018年1月8日,“七论乡村振兴”评论一组以《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开篇,头版头条见报,后每日连续刊发《我们要怎样建设乡村?》《建设乡村的钱从哪里来?》《靠什么人来建设乡村》《建设乡村的机制如何创新?》《建设乡村要注意些什么?》《建设乡村的强大合力如何形成?》。

  这组评论的着墨重点不在阐释意义、解读政策之处,而以实干派面貌呈现,很系统地回答了“乡村振兴怎么干”的问题,俨然一册“工作参考”,内容十分扎实、文风也很朴实。刊发后,报社将其编印成册,赠送给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同志们。

  评论得到了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和中宣部领导的肯定批示。这本名为《七论乡村振兴》的薄薄的小册子,也受到了各地干部的广泛欢迎,两度加印,成为《农民日报》作为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报纸定位的一个鲜明标志。

  2016年3月16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总理回答了记者提出的16个问题后,主持人傅莹女士不无歉意地说:“看得出来还有很多人想提问,但是今天确实时间不短了,已经两个小时了,是不是今天就到这儿吧?”

  此时,李克强总理微笑着伸出手掌指向记者席第二排中间位置,说:“中间有一位女士老举着‘农民’两个字,让我这个当过农民的人感到于心不忍,我们是很重视农民的。”

  这位老举着“农民”二字的女士,是农民日报记者江娜。当时,她手中举着一个纸牌,是前一晚临时用女儿的一本书的硬质封皮改造的,两面贴红字,一面是“农民”,一面是“农民日报”。

  △农民日报记者江娜举着“农民”字牌争取提问机会(原现代种业周刊编辑部存图)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线月份玉米马上要收获的时候,中央出台了新的玉米临储价格,农民确实损失惨重。请问总理,今年在粮食补贴,农产品价格上会不会有更好的政策?”

  李克强总理说:“你问了一个我们都非常关心和重视的大问题。”他表示:“农业始终是一个弱势产业,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会减,对农民支持的力度也不会减。”

  这一问一答,经电视、网络和新媒体及时播出后,一下子成为热门话题。网友说“真不愧为《农民日报》!”这次提问,也是当场记者会上唯一一个直接关系“三农”的问题。

  这样的场景和对话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绝非偶然。前一年,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玉米临储价格下调,农民损失较大。报社派出五路记者追踪采访,带回了的《玉米滞销农民着急》《粮价太低卖着心疼》等一系列报道。可以说,这次提问,是农民日报记者此前发问的延续。

  江娜本人对粮食问题的关注也由来已久。在2013年农民日报社启动培养专家型编辑记者的计划里,其研究方向就是粮食问题,深知粮价下跌对农民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当记者会上迟迟无人问及“三农”问题时,她抛下所有顾虑,豁出去把“农民”二字举了起来!

  △李克强总理回答农民日报记者江娜的提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影像资料)

  在事后的总结中,记者记下了当时的心境:“我在现场上千人的注视中站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有很多农民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但更多的农民正埋头劳作在稻田里,在鱼塘里,在果园里……他们的声音也许你听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日被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而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审议设立,这也是不多见的。

  这是继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又一重农尊农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在卸下2000多年的赋税负担,并获得更多物质实惠之后,中国农民又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份巨大的荣誉感、幸福感。为农民设节,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次。

  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农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民礼赞!》,用饱含热情的语言向农民朋友们祝贺,与农民兄弟共庆丰收。

  这篇编辑部文章刊发后,《新闻联播》播报消息,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转发。

  文章中的文字,今日读来,依然可以感觉到满溢着这张报纸发自内心替农民高兴、因农民自豪之情:“尽情享受吧,农民兄弟!热烈庆贺吧,父老乡亲!这是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节日,这是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舞台!”

  2014年,汪洋同志视察农民日报社时,报社汇报了当时正在推进的三项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建设“‘三农’国际传媒产业园”及其配属工程。

  这是一项着眼于农民日报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工程。产业园选址于曾经的办公地——朝阳区八里庄北里1号院,报社职工基于内部视角,习惯称之为“东区改造项目”。

  汪洋同志听了以后,说:“把原来的地方用起来,这件事做好了,不仅自己的生存发展会有强大的后劲,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农业发展闯出一条新路,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按照汪洋同志的指示,报社迅速成立了项目筹备组,启动前期工作,并于次年5月,将该项目作为报社重点工程列入“农民日报社基本建设十三五规划”。

  农民日报职工普遍对东区老报社有着很深的感情,相当部分人有在此工作、生活的经历,即便近几年新入职的年轻人,也有不少人在东区的青年职工宿舍度过了离开大学校园后最初的一两年时光。

  东区老报社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今天看来与四周的高楼林立已经很不协调了。当年建设它时,经过了“多次变动设计,多次修改建筑面积和多次争取投资”,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

  基建工程小结》简要地总结了当年建设东区老报社的艰辛过程。开头第一段写的是:“建房难!建房难!见庙烧香是常事,烟酒烟酒(研究研究)没个完。遇见好心菩萨发善心,碰到贪财的小鬼纠缠你无耐又心烦……”这是搞过基建工作的同志的亲身体会。农民日报的工程就是在见庙烧香、见佛磕头的情况下建起来的。

  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小结里感慨道:基建工作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工程有关的单位就达百余个之多,写的报告、盖的印章已无法统计。“作为基建人员,没有点委曲求全的精神,事情是做不成的。”

  今天,基建工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大为改善了,相关工作也有了规范的程序,但是“建房难!建房难!”的感慨仍不过时。仅“跑规划”这件事,其间情势之复杂和工作之繁巨,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

  2017年6月和2019年4月,先后与朝阳区政府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会沟通,均得到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其间,报社和北京市规划委分别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汇报该项目情况。蔡奇同志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加快推进规划审批工作。

  2019年8月1日,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基本建设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报社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2020年3月30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致函报社:同意改造东区,建设“三农”国际传媒产业园,提升媒体传播能力。

  这意味着,被寄予农民日报社未来希望的“三农”国际传媒产业园迈出了关键一步!

  件件往事已写入报史,新的故事还在发生着。结束回忆时,让我们向深深爱着的农民日报社道一声,“40岁生日快乐!”

  本文根据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的史料和部分职工提供的材料整理,同时参考了《脚步——